從未終結的苦難》吳祚來自述25 豬哇、羊呀送到哪裡去?

  • 时间:2021-05-04 17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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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未終結的苦難》吳祚來自述25 豬哇、羊呀送到哪裡去?
鄉村生活每逢年節拜訪親戚、能吃上肉蛋,都與生活美好產生關聯,當與農村息息相關的家畜家禽變成「資本主義的尾巴」時,一切都變了樣。(圖:Unsplash)
作者前言:我想從童年寫起,通過個人視角,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、國家與社會,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。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,少年時代(1970年)「文革」開始淡化,並開始進入「改革開放」新時代,1980年代讀大學、讀研究生,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,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,最後一批撤離廣場,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,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。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,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。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,一切仍然在進行中,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,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,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,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。


小學時候唱過陜北民歌《擁軍花鼓》,現在還記得歌詞:「正月裡來是新春,趕上了豬羊出呀了門,豬哇、羊呀送到哪裡去?送給那英勇的八呀路軍。」後來才知道,這是一位叫安波的詞作家作品,歌曲是延安秧歌運動中以陜北民歌《打黃羊》的曲調填詞創作而成,主題是歌頌延安大生產開荒,但奇怪的是,內容卻是老百姓送豬啊羊啊給八路軍,當時沒有反思能力,否則會問老師,八路軍給老百姓回了什?樣的禮物?

七零年代,我們村莊每戶人家有多少家畜?戶均大概十只雞左右,一些人家還養有鴨子、鵝,過年時會宰殺三、四只家禽,留下一隻公雞打鳴,或者是當成「種雞」?這樣每家過年之後留下五六只雞用於下蛋,自家食用之外,賣蛋得到的錢可以用於購買日用品。

小雞雛有時從雞販子手中購買,有時家裡母雞孵化。

豬的數量一般每戶一頭,如果能養兩頭豬,就是大戶人家了,多養豬雜糧要多,還得有人手去地裡弄野菜給豬吃,所以極少人家能夠養豬超過2頭。年底的時候,所有人家的豬多由屠夫宰殺,部分用於年節食用、親戚間送禮,還有一半豬肉賣給沒有過年豬的人家。

村民肉蛋類攝入量並不大,過年豬與雞鴨部分製作成臘肉,一般能吃到夏天,但很少有人家能吃到秋天的。

家禽家畜竟淪「資本主義尾巴」

鄉村生活中,過年、走親戚能吃上肉蛋,都與生活美好產生關聯,這是村莊常識,但這一生活常識卻被政治性破壞,這些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家禽家畜,被改變了名稱,叫「資本主義的尾巴」,雞與豬這些家禽家畜類動物,也受到嚴重影響,它們是「資本主義尾巴」被限養,鬧到最嚴重的時候,一些地方搞到每家養雞不能超過三隻,超過三隻也是資本主義。

對中共歷次運動中的家禽家畜的研究,很少見到專論與專著進行較全面的資料搜集與出版,我們只能通過其它類別的回憶與資訊中找到零碎的相關內容。

戰爭年代將豬啊羊啊送給中共軍隊,是歌中唱出來的宣傳,兵荒馬亂中百姓生活困窘,哪來的豬啊羊啊送給軍隊?中共軍隊更多的資源是從地主富農家掠奪或徵收而來。

中共建政後,地主富農的財產被充公,普通百姓家的財產隨之也進入中共徵收視野。人民公社運動的1958年,毛澤東支持地方搞「小社並大社」,大辦公共食堂,河南、河北等地將社員的自留地、自養畜,甚至生活資料被收歸公社所有,最終它製造了巨大的人道災難。因為我們村莊家家都有自留地與家畜,所以沒有發生餓死人現象。自留地與家禽家畜本是自然經濟的常態,卻被冠以「資本主義尾巴」這樣罪名,用村民們完全不懂的外來罪名威懾百姓,它產生的心理效果與遭遇陌生病毒一樣,因為沒有免疫力所以無法應對。

每家擁有多少自留地、多少家禽家畜才算資本主義尾巴,各地的規定並不一致,譬如黑龍江省訥河縣把農民的小家畜、家禽平調到大隊或公社,然後將其名之為「千頭畜場」、「萬只禽場」,這是通過徵收村民的私家財產來向上級領導邀功,徵收到公社的家禽家畜又有多少最終回到村民口中,無從知曉;黑龍江省的林甸縣全縣村屯實現食堂化,吃飯不要錢,家家戶戶取消鍋?,也取消社員自留地,豬一律作價歸公,徹底割掉「資本主義尾巴」。

吉林省公主嶺市範家屯人民公社成立之初,自留地全部收歸集體,甚至連一部分農戶的箱子、櫃等物品也徵收為公家所有,這個過程中遭遇群眾的軟抵制,一些農戶將家中的雞、鴨殺光、吃光,不配合中共地方政府的公有化。

雞鴨家禽與黨國國策

自古以來農民養雞鴨種莊稼都是自已的事情,只有共產黨違背生活生產常識,不僅將農民土地歸入集體,還要將自留地與家禽家畜歸入公社,最終要改變這樣的國策,還得中共領導人親自過問。

1978年11月28日,胡耀邦出席中央黨校學員結業會上說:「如果我們掌握了八百億斤糧食,那些個都不要,或者大部分要留給農民自己,留給你養雞去,養鴨去,養豬去,熬糖去,行不行?大隊生產隊辦養豬場,養雞場,社員房前屋後種樹,種蘋果,養毛驢,養羊,行不行?我看行!」

胡耀邦當時仍然是國家主義思維,要通用國家力量來生產八百億斤糧食,這樣農民的糧食就可以自行食用與飼養雞鴨了。

胡耀邦在發表講話的時候,並不知道早於他講話四個月,即1978年的八月份,在靠近香港的深圳,一位叫李定的地方官員帶領蓮塘人辦的養雞場每年出口香港20萬只雞,蓮塘村民的收入已增長了幾十倍。先後擔任過深圳市財貿辦主任、深圳市政府秘書長的李定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說:「養六個雞是資本主義,五個雞就是社會主義,所以不準養雞,我這裡不準養我到香港去養,你不準養五個十個二百個,我養二十萬,那你不知道多少個資本主義了。」

八十年代之後,流行歌曲不再是「豬哇、羊呀送到哪裡去?」,而是來自臺灣的鄧麗君唱的《回娘家》,背著娃娃,把雞和鴨送到娘家去,才是生活常態:

風吹著楊柳嘛
唰啦啦啦啦啦
小河裡水流 得兒
嘩啦啦啦啦啦
誰家的媳婦
她走得忙又忙呀
原來她要回娘家
身穿大紅襖
頭戴一枝花
胭脂和香粉她的臉上擦
左手一隻雞
右手一隻鴨
身上還背著一個胖娃娃呀
咿呀咿得兒餵

(歌曲《回娘家》,原名《小媳婦回娘家》,由孫儀作詞,翁清溪(湯尼)作曲)

作者》吳祚來  專欄作家,獨立學者,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,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,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,現居美國。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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